信息未明，对峙已出，这一直是转基因争议中的恶性循环，院士闭门上书，民间口诛笔伐，始终缺乏良性透明的交流氛围。这正是南方周末去执意寻找联名信的初衷。

　　“今天不谈信”

　　谈“信”色变。

　　“你问我有没有在联名信上签名，还问哪些院士签了名，就像组织部门来调查一样。”一位院士拒绝谈信。

　　“今天不谈信!”南方周末记者数日来联系了十几名研究领域与转基因相关的院士，几乎都遭谨慎拒绝。

　　这是一封由61名院士联署签名写给国家领导的信，最早曝光于2013年10月19日举办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上，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当时透露，信中呼吁国家支持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院士上书时常有，61位联名却罕见。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广泛关注。水稻是中国的主粮，围绕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争议，更是持续多年。

　　一贯主张谨慎推动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佟屏亚为此在博客里发文《忠言敬告张启发——兼致上书的另60位院士》。他认为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论证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若采取兴师动众群体上书方式造声势玩噱头达到此目的，这就成为一种群体性要挟的‘政治行为’了”。

　　反转阵营针对联名院士们的“口诛笔伐”已经白热化。“转基因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了。张启发因为支持转基因，而被人骂为卖国贼。所以大家都很谨慎。”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玉米遗传育种专家戴景瑞解释。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建议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但南方周末记者向农业部提交采访函近一月，仍无回复。另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回复称，转基因最近炒作过火，建议冷静下来。

　　张启发也最终选择了沉默，他的秘书说，“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要发布新的内容，也要通过华中农业大学的宣传部门来发布。”

　　这位科学家的悲观和急切在最近的一次受访时袒露无遗：“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原本是有利好消息的。就在联名信曝光的第三天，10月21日，由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大学所作的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90天喂养试验完成，中国农业大学一名教授宣布，转BT基因抗虫水稻与非转基因大米对猪具有同样的营养和安全性。次日，有媒体亦从农业部获悉，农业部下一步将加大科普宣传，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化应用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但这场90天的试验连带61名院士的联名信，仍旧一出世，便陷入舆论的汪洋中。

　　并非专门针对水稻

　　联名信写于2013年7月，但至今没有一位受访的院士愿意提供信的文本。寥寥内容均来自张启发院士当时的转述：“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院士们还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这是一封专门提议水稻商业化种植的联名信吗?”南方周末记者问询其中一位院士。

　　“不是!”

　　“之前媒体报道称，这封信长达17页?还说了些什么?”

　　“没记住多少页。我看过内容。主要说转基因很重要，是大势所趋。全世界都在研究和应用，发展很快。”另一位院士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建议国家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当然也包含水稻。”

　　“为什么说，再迟缓就是误国?”

　　“我不记得有这个说法。”这位院士说。当初这封信通过邮件方式发到他的信箱，他是网上签名，“我不知道还有谁签了名”。

　　事后看来，正是因为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强调，而其他内容又鲜有披露，片面刺激了反对转基因者的神经。因为即使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接受程度很高的美国，因反对和试验效果一般，至今主粮小麦仍没有转基因商业种植。

　　“下一步允许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可能是间接食用作物。”戴称，中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路线图是，第一步非食用的作物，如棉花、番木瓜等已转基因商业化生产多年;第二步间接食用的作物，如玉米、大豆等;最后才是直接食用的，如水稻，小麦。

　　“(当初)没人说要公开这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国家领导的，不是公开信。要经双方同意才能公开。”一位参与签名的院士说，“现在这封信被人拿到媒体炒作，反而冲淡了信的作用，失去了意义。”

　　在他看来，科学家建言献策本是情理之中，“院士从科学的角度提出建议，给国家做参考。但不会起决定作用”。

　　今年上书尤其多

　　支持转基因技术的院士们联名上书，并非头一遭。

　　早在2004年，就有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认可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建议，认为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其中包括张启发院士。

　　当年底，在农业部的一个会议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五十余位科学家和农业部的官员，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讨论。

　　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十分重视，已建立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作物转基因技术体系，而水稻基因组及重要功能基因克隆研究被认为居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称，能不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将决定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转基因技术竞争中的地位。

　　2009年是国家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应用最关键的一年。当年，农业部先后批准了三种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包括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

　　科学家们受到很大鼓舞。当时，谢华安院士称之为转基因水稻迈向商业化第一步。但质疑也随之掀起了高潮，绝育、致癌等各种传言发酵。次年，两院10名院士再度发表意见，称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

　　院士们坚持在不同场合表达转基因安全的观点。在公开报道中，支持转基因的院士至少有：方智远、杨焕明、杨胜利、朱英国、谢华安、李振声、许智宏、旭日干、范云六、袁隆平、李宁、陈君石、刘旭、吴常信、方荣祥等。而明确持反对意见的院士一直罕有。

　　这些院士们的普遍观点是：转基因本身没有毒，它们同别的基因有什么相互作用也被研究得一清二楚。另外，转基因研究应用对基因来源、操作方法和应用环境进行严格控制。目前，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获得主管部门批准的转基因生物可以放心使用或食用。

　　但即便源自院士群体的权威解释也未能彻底消除人们的紧张，甚至会激起“群起而攻之”。

　　到了2013年，联名上书事件更是频发。和61位院士联名信几乎同一时间，7月份，49位海外生物医药学者上书国家领导，呼吁推动转基因商业化，称“再延误就是误国”。

　　戴景瑞看过这封联名信的摘要，他说，这些学者都是美籍华人。

　　而此前6月份，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的32院士也联名上书。信由戴景瑞等起草，联名行动是在一个场合里，并非所有农业学部院士都在场。在场院士都签了名。

　　戴称，三封信内容相似，都是呼吁国家组织正面宣传，不要被不实之词左右。同时，建议国家主持好转基因技术研究，加快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

　　为何今年上书尤其多?在戴景瑞看来，“都是自发的。科学家有良知。社会反对太多，对国家发展不利”。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也认为，“中国由于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太慢，甚至停滞，导致我们和国际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每年进口大量粮食，都是转基因粮食。所以，科学家们普遍有责任感，都很着急。”

　　“长期以来，我国在转基因的产业化方面没有动作，一些负责任的科学家很焦虑，不约而同地联名，这是对新一届的政府抱有期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朱桢说。

　　而各种迹象表明，最近的争论与张启发院士的转基因水稻关系甚大。张启发团队研究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安全证书将于2014年过期，但迟迟不获商业种植许可。而2013年显然是最后的关键一年了。

　　争论之外，行动开始增多。2013年以来，挺转派们举办多次转基因食品试吃活动，不乏院士支持的身影。但此举亦激起了更多的质疑，反转派认为，转基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对此，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晓亚称，在知情情况下，可以鼓励志愿者长期试吃。

　　有利益，“很正常”

　　“反转人士大多数是关心国家，为国家好。咱们不是敌人。也可以召集反转和挺转的专家，开一个座谈会。把问题当面说清楚，不要互相网上谩骂。”戴景瑞说，“但有的造谣，甚至说有利益驱动，那就不应该了。”

　　他说，农业部门口常有反转基因的人士在抗议。农业部邀请他和几位学者与抗议代表座谈，“我们在一起喝茶，谈笑风生。说完以后，还有人说，你说的我还不相信。有的人不吭声了，相信了。挺好的。”

　　多年来，“反转派”质疑“挺转派”存在利益驱动：一是科研成果没有实现产业化，因此科研经费“变相减少”;二是很多转基因研究者都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

　　一贯反转的NGO绿色和平曾对外称，早在2005年初就调查发现，武汉、荆州境内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Bt汕优63”，并流入武汉、广州市场。而“Bt汕优63”稻种来源于湖北松滋兴农种子公司，该公司又受科尼公司委托制种，后者的CEO便是张启发。

　　张启发回应功利性的质疑时坦承：“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研究人员同时在种业公司任职的情况确实有，这个很正常。干任何事情都是功利的。关键是看对国家有没有利。”戴景瑞院士坦承。

　　“科学家还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为了自己的一点小钱，而不顾人类的安全。张启发也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所以还是要讲事实，讲科学。做转基因的人，也是做生命科学的人。”陈晓亚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陈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做第三方安全评价，让民众打消顾虑。

　　对于科研经费减少的说法，戴景瑞认为，国家非常支持转基因研究。“国家是加强了，不是减少了。所谓经费难了，是指把关严了，重复研究就不给钱了。”

　　院士们的转基因态度

　　2013年的数次联名上书，使得“挺转”院士这个科学家群体更为清晰。但61名联名院士中，也有一部分院士的研究领域并非与转基因相关。“因为我国研究转基因的院士没有这么多。”戴景瑞说，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联名上书的32名院士中约有10人是研究转基因的。

　　相对于支持转基因的院士阵容，“反转派”要黯淡得多，以民众和普通专家为主。所以有院士认为：反转的大多是外行。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部分院士，再度详细解释转基因作物安全原理，并回应质疑，试图正名。

　　陈晓亚解释，目前，世界上应用的转基因作物分为两大类：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和抗虫害(Bt)转基因作物。

　　而目前，中国主要应用的是抗虫害(Bt)转基因作物。Bt蛋白是从土壤中提取的一种细菌。黄大昉解释，它必须与匹配的受体蛋白结合才能形成毒素，而人体没有与之匹配的受体蛋白。因此它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对人类是安全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对人体健康存在威胁。”陈晓亚说。

　　经济学家郎咸平曾称，广西大学生精子异常，是因为食用转基因玉米。“毫无根据!”戴景瑞至今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顾问。2011年，他调查发现郎咸平所说的两个玉米品种不是转基因，“我年纪大了，否则我要在网上公开批判郎咸平。”

　　陈晓亚称，在美国，虽然转基因小麦没有商业化，但玉米、大豆大多是转基因的。“玉米主要做饲料，牛羊都吃。牛奶是美国人主要饮料，转基因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美国人的食物链。”

　　除了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外，转基因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也是“反转派”所担忧的。如云南财经大学教授顾秀林称，在美国，一种转基因抗虫棉种植六年后，害虫出现进化。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种植后，产生了超级杂草问题。

　　“大面积、长时间地种植抗虫转基因作物，虫子有了适应机制，这是存在的。但不能因此就不推广转基因技术了。如果真的产生了，我们就换一种基因。至少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已经十几年了，还没有产生这个问题。”戴景瑞说。

　　此前，在中国，获得生产证书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番木瓜。其中，转基因抗虫棉主要是抗棉铃虫。棉铃虫一直是棉花的主要害虫。

　　“这两年，盲蝽对棉花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但还没到根本危害棉花生产的地步。这是世界各大种业公司都在关心的问题。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发展新的农药，一是发展新的转基因技术。”陈晓亚说。

　　市场最具说服力，黄大昉透露：国家曾规定新疆不准种抗虫害转基因棉，“但根本管不住，农民自己选择要种，所以现在新疆也大种特种”。

　　陈晓亚还认为，超级杂草的出现也是可能的。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种植。

　　对于基因漂移的质疑，戴景瑞认为，无需控制，不必担忧，每个生物都有保护自己基因的机制，天然拒绝外来物种遗传物质进入“我的”生殖细胞里去，而转基因是“人工焊接”。另外，国家相关部门在做安全评价时，也有涉及基因漂移的实验。

　　“反对转基因要有合理性。现在国家很重视，以前做植物科学、农业科学研究，国家根本不管。现在上面经常来检查，不能随便种植转基因作物，做完了研究，还要焚烧掉，管理很严了。”陈晓亚说，“国家批准一个转基因品种商业化生产是很慎重的，比如迄今水稻就还没有批准商业化。将来其他转基因作物可能走在前面。”

　　也有院士在支持的同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谨慎。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就曾认为，国家一方面要促进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规范来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对于争议和质疑，不少院士认为，这是正常的。2010年，李振声、许智宏等院士建议，中国政府依照法规对转基因新品种研发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有效的安全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希望相关主管部门能以适当的形式，尽快公布转基因新品种研发过程中有关安全评价和管理的信息。

　　但至今我国没有公布任何转基因品种的安全评价过程。这或许是质疑难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作为焦点人物，张启发也曾对媒体称：“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